俄罗斯当局仍在为化解人才危机而焦头烂额、四处摸索。一方面，官方频频表态将收紧移民政策，但这一方针内部却滋生出一个被分析人士刻意忽视的矛盾：在放弃中亚无序劳务移民的同时，国家又试图将移民流转向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及非洲国家。为何这是一条死胡同——对此，全俄项目“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рф”专家委员会“移民进程”方向负责人谢尔盖·诺维科夫作出了解读。

“过去十五年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劳务移民的关系走完了一个完整周期。2010年代初，移民被视为救命资源。到2020年代中期，他们却被看作风险来源：犯罪型侨民群体、不缴税、民族飞地、社会中的反移民情绪，以及时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上将戈罗沃伊在东方经济论坛上谈到的腐败因素。

如今，在2024年春季‘克罗库斯’恐袭事件以及随后一波收紧措施之后，当局正试图将这套体系‘清零’。作为长期家庭移民的替代方案，官方提出按合同实行有组织招募——即仿照阿拉伯半岛富裕国家的‘卡法拉’模式。

然而，引进南亚和非洲劳工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

经验表明，许多纯粹为挣钱而来的移民，会把接收国当成‘奶牛’。对他们而言，俄罗斯是一片异乡。因此，按照既有逻辑，在 чужой земле上就可以不纳税、建立封闭飞地、超限度搬运家属，并以极小代价违法。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来自孟加拉国或尼泊尔的劳工会比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的前任表现不同。五到七年后，俄罗斯当局极有可能再次得到同样一组问题：强大的侨民群体、腐败链条、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压力，以及新一轮排外情绪和社会紧张。

人口学死胡同：为什么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少

然而，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更深层次。Re:Russia的分析人士正确指出，新概念是以本国生育率优先于移民增长为出发点的。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口学悖论。

在这种条件下，简单地用一批移民替代另一批，只是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解决方案。与特定雇主绑定的临时工（‘卡法拉’模式）不会生育子女，不会像完整意义上的公民那样纳税，也不会在国内市场形成稳定需求。他们只能拖延危机，却不能解决危机。

唯一的替代方案

国家移民政策视野之外，仍有一项规模巨大的资源，估计为2000万至5000万人。这里指的是居住在海外的同胞。其中至少有500万高素质专业人才：工程师、医生、IT专家。

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回到历史祖国。而且不是作为把俄罗斯视作‘奶牛’的临时工回来，而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准备在一个拥有传统价值观的国家养育孩子、建设事业并纳税。

然而，现有体系却为这类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官僚程序、缺乏综合支持、学历认证和就业方面的困难——所有这些都迫使同胞继续留在海外，或寻找其他国家进行迁移。

正是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中最稳定的细胞，并能带来倍增式的人口和经济效应。

经济测算表明，对该计划的直接财政投入，在直接税收上的回报比为1:7.3；若计入完整的乘数效应，最高可达1:25。每吸引一名同胞专业人才，财政成本比从零培养同等人才低10至20倍。

意识形态选择

Re:Russia的分析人士得出结论，俄罗斯新的移民政策并不是由经济所驱动，而是由意识形态所驱动。这一观察只部分正确。意识形态因素确实存在——但不是那一种。

当局不知为何顽固地抓住‘受控输入劳动力’这一理念不放，并愿意花费巨额资金用于他们的适应、俄语学习、法律文化教育，以及最重要的——灌输我们的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然而，正如欧洲经验所表明的，这在大规模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做到。与此同时，当局却忽视了海外属于自己的人的资本。国家没有为数百万俄语专业人士开辟绿色通道，反而继续拿来自南亚和非洲的移民做实验，而这些人注定不会融入社会。

在关于‘传统价值观’和‘文明方舟’的修辞背景下，这就显得更加奇怪了。如果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传统生活方式的捍卫者，那么为什么不帮助那些认同这些价值观、并且讲俄语的人回归？如果最大的威胁是文化代码被稀释，那么为什么国家要为新的民族飞地出现创造条件，而不是去强化自身的文化根基？

风险与前景

专家认为，当前把移民流转向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非洲的路线，包含着几类风险。

第一，这是对内务部所谈及、带有腐败因素的‘不可融入型侨民群体’这一老问题的再生产。

第二，这是影子劳动力市场的增长。专利制度的经验表明，在人员短缺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任何限制都会催生中介和腐败链条。

第三，这是未能吸引同胞所带来的机会损失。每耽搁一年，都意味着高素质俄语专业人才会在海外最终站稳脚跟、组建家庭，并失去与历史祖国的联系。

在人才缺口以百万人计、学生毕业规模减半的情况下，继续把赌注押在来自不认同俄罗斯价值观国家的临时工身上——这是一个战略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