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局继续在寻找解决人才危机的办法时仓皇失措、左右摇摆。一方面，关于将移民政策转向收紧的正确表态不断出现，然而在这一方针内部却形成了一个分析人士宁愿不去注意的矛盾：在拒绝来自中亚的无序劳务移民的同时，国家却又试图把移民流转向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和非洲国家。关于为什么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全俄项目“Demograficheskaya platforma.rf”专家委员会“移民进程”方向负责人谢尔盖·诺维科夫作出了解读。

“过去十五年里，俄罗斯与来自中亚国家的劳务移民之间的关系走完了一个完整周期。2010年代初，移民被视为一种救命资源。到2020年代中期，他们则被视为风险来源：犯罪侨民群体、不缴税、民族飞地、社会中的反移民情绪，以及时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上将戈罗沃伊在东方经济论坛上谈到的腐败因素。

如今，在2024年春季“克罗库斯”恐袭事件以及随后一波收紧措施之后，当局正试图把这一体系“清零”。作为长期家庭移民的替代方案，官方提出按合同进行有组织招募——即仿照阿拉伯半岛富裕国家的“卡法拉”模式。

然而，吸引来自南亚和非洲的工人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

经验表明，许多纯粹为挣钱而来的移民，会把接收国当作“奶牛”。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一片异乡。也就是说，按照已经形成的逻辑，在 чужой земле上可以不纳税、建立封闭飞地、过度携带家属，并以极小代价违反法律。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来自孟加拉国或尼泊尔的工人会表现得不同于他们那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的前任。五至七年后，俄罗斯当局极有可能得到同样一整套问题：强大的侨民群体、腐败链条、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压力，以及新一轮排外情绪和社会紧张。

人口死局：为什么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少

然而，主要问题还要更深一层。Re:Russia的分析人士正确指出，新概念是以本国生育率优先于移民增长为出发点的。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口学悖论。

在这种条件下，简单地用一批移民替换另一批移民，只是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解决方案。与特定雇主绑定的临时工人（“卡法拉”模式）不会生育子女，不会像完整意义上的公民那样纳税，也不会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稳定需求。他们只是在拖延危机，却没有解决危机。

唯一的替代方案

国家移民政策的视野之外，仍然存在一个规模高达2000万至5000万人的巨大资源。这里指的是生活在海外的同胞。其中至少有500万高素质专业人才：工程师、医生、IT专家。

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回到历史祖国。而且不是以把俄罗斯视为“奶牛”的临时工身份回来，而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愿意在一个拥有传统价值观的国家抚养孩子、建立事业并纳税。

然而，现有体系却为这些人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官僚程序、缺乏综合支持、学历认证和就业上的困难——这一切都迫使同胞留在国外，或者寻找其他国家搬迁。

正是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基本单元，并能够带来乘数式的人口与经济效应。

经济测算表明，对这项计划的直接预算投入，在直接税收方面的回报比例为1:7.3，若考虑全部乘数效应，则可达到1:25。每吸引来一名同胞专业人才，给预算带来的成本要比从零培养同等人才低10至20倍。

意识形态选择

Re:Russia的分析人士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新的移民政策并非由经济决定，而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这一观察只对了一部分。意识形态的确存在——但并不是那一种。

当局不知为何顽固地抓住“可控劳动力进口”这一理念不放，并愿意花费巨额资金让他们适应环境、学习俄语、学习法律文化，以及最重要的，灌输我们的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然而，欧洲经验表明，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当局却忽视了海外属于自己的人的人力资本。国家没有为数以百万计的俄语专业人才开辟绿色通道，反而继续拿来自南亚和非洲的移民做试验，而这些人注定不会融入社会。

在“传统价值观”和“文明方舟”的话语背景下，这就显得更加奇怪了。如果俄罗斯把自己定位为传统生活方式的捍卫者，那为什么不帮助那些认同这些价值观并讲俄语的人回归？如果主要威胁是文化代码被稀释，那为什么国家要为新的民族飞地出现创造条件，而不是去加强自身的文化根基？

风险与前景

在专家看来，当前把移民流向重新转向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非洲的路线，包含着几类风险。

第一，这是带有腐败因素的“不可融入侨民群体”这一老问题的再生产，内务部对此也有表述。

第二，这是地下劳动力市场的增长。专利制度的经验表明，只要人才短缺仍然存在，任何限制都会催生中介和腐败链条。

第三，这是未能吸引同胞所带来的机会损失。每拖延一年，都意味着合格的俄语专业人才会最终在国外站稳脚跟、组建家庭，并失去与历史祖国的联系。

在人才缺口以数百万人计、学生毕业规模减半的情况下，继续把赌注押在来自不认同俄罗斯价值观国家的临时工人身上——这是一种战略性错误”.”